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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2 从我的delicious里转一篇时评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郑永年 (2009-06-09)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
● June 18 丰乐亭 获悉家乡的丰乐亭即将规划建设成对外开放的风景名胜区,心中感慨油然而生。这座古亭时隔几十年后即将以新貌重见天日,究竟是喜还是忧呢?!
2004年国庆长假,我们一家三口曾经兴致勃勃地去探访过,由于这座亭子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被圈在了我们当地的石油公司仓库区内,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当时也是走了后门才被准许进入丰乐亭那个萧瑟的院落。沿着小丰山山麓上一条铺满枯枝落叶的小路爬上去,林子中一座白墙黑瓦徽派风格的庭院赫然进入眼帘,圆门紧闭,仅有一位老师傅看守着这里,恐怕也仅仅是因为这里八十年代就入选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吧。
我们怀着忐忑而好奇的心情走了进去,爸爸对这里很熟,给我和妈妈介绍起三进院落的几栋建筑物,丰乐亭里头墙上挂有后人所书《丰乐亭记》,老爸饶有兴致的逐字逐句给我们翻译起来。提到“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时,他说这泉以前在山下油库的路边就有个泉眼,后来被堵上了,废弃至今,说来很有点伤感。院子里墙边地上横七竖八摞着几块石刻碑,墙角有一块上面疑为吴道子观音像!最里一座危楼的楼上悬挂着很多滁城书画名家的作品,竟有一幅蝇头小楷《醉翁亭记》的作者是爸爸的一个表舅(上月端午回家获悉这位舅爷刚刚离世了,生前每天都在家写字作画……)。小院里的建筑虽于清末及解放后加以修葺过,不过整体风格仍旧较为统一,且加之院内几株树龄逾百年的银杏、龙柏衬托,营造出古意融融的独特氛围,令人印象难忘!
特将欧公名文《丰乐亭记》贴在下面。此文语言简洁,涵义深远,真是值得细细体味和鉴赏呐。另外,附上几张那次拍的相片,期待这次政府投资开展的整修能够修旧如旧,真正的将这里保护好、管理好、经营好。
《丰乐亭记》 北宋·欧阳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庆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诰、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 February 18 杂记 在我上个星期二的早晨坐在办公桌前开始罗列当天的TodoList的时候,意味着令人期待的2009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设计院的这份工作已经做了将近四年,可能一直认为设计这活儿和自己期待从事的具有一定自由发挥空间的那种工作基本吻合吧。于是尽管这几年来也陆陆续续遇到了不少波折和迷惑,可至今依然抱着这只让人时而感到惬意又时而略感失意的饭碗度日。有时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变成了砂锅温水中豆腐块里的泥鳅呢?
安藤在1998年东京大学的一个建筑与教育系列讲座中曾对学生说,为了实现建筑的理想,必须克服重重的困难。进入社会开始建筑工作以后,建筑师大部分时间会被杂务所缠绕,从而失去理想,也失去了创造的乐趣和力量。为了不至如此,关键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你是否从心底里热爱建筑。其实建筑与造船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有的人不禁要问,现在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化的社会,在国内搞技术搞开发哪里要什么原创精神呢?那些深居简出成就卓著的大师们毕竟只是凤毛麟角,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只是庞大产业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其实说得没错。如果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思想,如今的社会也许会更加河蟹。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其习性实际上就已定格,而这种习性是与其接受的教育和家庭的环境密不可分的;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所做的只是对其经历的追根溯源而已。
由衷敬佩设计院的白工胡工钱工这几位返聘的老先生,他们七十多岁的年纪仍然不断萌生着对国际船舶设计潮流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相比之下我们很多年轻员工实在相形见绌,工作了三五年就自称陷入了瓶颈。也许是现在大都市里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太大?也许是现在社会上的诱惑太多?……也许如此吧。老先生们淡泊了名利,远离了杂务,自然腾得出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一些问题了。而我们,恰恰被身边太多的信息、太多的琐事围绕,就像是某个人吃得太多没有时间消化一样。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所处的城市有着太多的嘈杂和喧嚣,太多了!每个人知道的越来越多,但同时理解的越来越少。
世事纷扰。也许唯有化繁就简,方能怡然自得。老樊说,人年纪大了通常会变得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考古和美女。英国有个考古学家保罗·巴恩说,如果考古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还有个家伙说,考古学家被留在对阴影的永恒追逐之中,他们痛苦地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完满地再现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也就是说,Be serious but not to be too serious. 追逐考古应如此,追逐后者难道不也应如此吗,娃哈哈!
January 18 静观其变 最近大部分的精力罕见的转移到了工作上来,这段日子最深的感触是时间管理对于工作来说太重要了。逐渐发觉有越来越多新的东西要学,于是弄得自己有点手忙脚乱。春节回来后看来应当更加注重计划性了。眼下最IN的话题便是经济危机,造船业和航运业受到的冲击宛如梦魇一般,BDI去年第四季度从一万多点狂泻到八百多点,也许标志着海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行将终结。在泡沫不断膨胀的日子里,没有人会记得“物极必反”这个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那些曾经high翻天被热风吹到云端的人一夜之间体验到了自由落体到冰窟窿里一般的世态炎凉,如梦一场。有个朋友曾经在自己的签名档里写着“人生,涨跌无秩,虚实难辨。”这样坦然的态度也许恰恰是危机中的人们当下应当具备的。不过祸兮福之所倚,危机之中总会孕育着变革。新年的开局还算不错,顺风顺水,难道果真要时来运转了吗?二零零九,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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